第五章《西周》（16）周公之死 (第1/2页)
　　
周公死后的这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割，结果刮起了一场暴风，庄稼尽皆被刮倒，一些大树被连根拨起，京都的百姓见状，感到非常恐惧，以为是上天有什么不好的昭示。于是周成王和众大夫穿着朝服打开金柜，取出封存的策书，希望从里面发现一些线索，结果开柜之后，在里面发现了当年周武王病重之时周公愿意以身为质替代周武王去死的祈祷祝文。周成王于是问史官及保管金柜的官员，这些人都说：“确有其事，以前周公命令我们不许泄露出去。”此时周成王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好臆测，但在表面上，他仍然像上次一样，表现得非常感动，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手捧策书称赞周公说：“自今以后就不必恭敬地占卜了。从前周公为了国家付出了这么多辛劳，因为我年幼，竟然没有人知道，现在上天显威来表彰周公的功德，我应当设郊祭之礼迎其神，我这么做，按照国家的礼仪也是适宜的。”
　　
　　周成王出郊祭天，于是天上下起了雨，风向也反转过来，禾苗全都被吹得直立了起来。太公、召公命令百姓，凡是被大树压倒的庄稼，全部扶起来培土，当年庄稼获得了大丰收。
　　
　　因为这件事情，周成王特地下令，周成王的封国，即鲁国的国君可以在郊外祭天，并且可以建庙祭祀文王。鲁国之所以有天子的礼乐，是因为要褒扬周公的美德。而其他的诸侯国，则没有资格享有这种待遇。
　　
　　如果联系1200多年后诸葛亮死后刘禅不同意给他立庙这件事情来看，此时周成王的内心，对周公其实是既敬重，又忌恨，可说是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周公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压着他，让他心里不畅快。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周公确实才能卓越，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殚精竭虑，直至献出了生命。不过无论怎样，周公任劳任谤，忍辱负重，总算是做到了与周成王存小异，求大同，避免了发生内耗，为巩固周初的政权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周成王虽然对周公多有猜忌，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包容和让步，因为在国家利益这个层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祖先留下的基业，需要他们共同维护。他们两个人，都妥善地把握住了各自的分寸和进退，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团结，没有让先祖和百姓的失望，也没有让历史失望。
　　
　　史书对周公的评价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同时也是继周文王、周武王之后的又一位圣人。周公的军事才能在剿平武庚和“三监”之乱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则是对他修订完善并成功实施四大制度、维护周朝稳定的盖棺之论。客观地说，历代中国人民沉重的精神枷锁，就是周公最先打造出雏形并套在他们头上的，中国人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循规蹈矩、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惟命是从，以及那种奴性的、自甘卑微和被剥削被奴役的特征，还有那些娶妻子付不起彩礼、死了人办不起丧礼等现实，也与周公的礼法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许周公把一种叫“规矩”或是“秩序”的东西深深地植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但他的这种规矩和秩序却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的，它分了好多个等次，不客气地说，它更多地维护的是富人和权贵的利益，这些思想被历代的统治者所利用，所发挥出的实际作用，远比皮鞭和荆棘更令中国人民痛苦，这是一种思想的凌迟。不过哲学家也有哲学家的局限性，他毕竟要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服务，为他所处的那个阶层服务，他制定出这样一套礼法来，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因为即使周公不这样做，召公、毕公等那些人，迟早还是会摸索完善并制订出来。因此，周公仅仅也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缩影，一个代表，把所有的指责和议论加在他这个个体身上，那显然是有失公允的。而处于另一种辩证的考虑，周公的这些策略，虽然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遏制那些贵族之中的野心家阴谋家，使中国的封建时代保持更长时间的平稳有序，使更多的人民少受战乱的摧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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